既然没人信，为何还要骗？——独裁者的谎言政治学

一、 引言：反直觉的政治谜题

在威权政治的运转逻辑中，有一些画面荒诞到了极点，却又被当权者以最严肃的方式强力推行。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广袤的国家里，无数的广播喇叭、电视新闻和街头巨幅海报都在重复同一个陈述——伟大领袖能够控制天气，他的降生伴随着双重彩虹和天上的异象，他五岁就掌握了战略战术，甚至能够徒手击落敌机。更荒唐的是，体制内的每一个官员、学校里的每一位教师、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不仅要在大会上大声朗读这些神话，还要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深信不疑的激动与虔诚。

然而，在这个国家的私下聚会中，如果门窗关严，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些鬼话。三岁小孩都知道人不能控制天气，成年人更是对这些低劣的谎言心知肚明 。

这正是政治科学中最引人入胜的反直觉谜题之一：如果老百姓知道这是假的，官员也知道老百姓知道这是假的，甚至最高独裁者本人也清楚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些神话，那么，为什么政权还要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耗费庞大的官僚资源，去进行这种毫无说服力的宣传？

按照常识，宣传（Propaganda）的目的应该是洗脑——改变人们的认知，让他们真心相信政权合法、领袖伟大。但在上述场景中，洗脑显然失败了。谎言是如此拙劣、离谱，以至于它在认知层面上无法说服任何人。

既然无法说服，为什么不干脆停止这种劳民伤财的滑稽戏？为什么独裁者非要逼迫老百姓说出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可笑的谎言？

传统观点往往将独裁者描绘成脱离现实的疯子，或者被谄媚者包围而听不到真话的昏君。然而，政治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能够长期维持统治的独裁者，往往是极其精明和理性的计算者。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制造荒谬的宣传，绝不仅是因为个人的虚荣或疯狂，而是因为这些无人相信的谎言，在威权体制的日常维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功能。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彻底抛弃“宣传即洗脑”的陈旧范式，引入政治科学中两种看似冷酷但极具解释力的理论——“作为服从测试的权力模糊性”与“偏好伪装”。我们将看到，谎言的荒谬性不仅不是宣传的失败，反而是其核心威力所在。独裁者并不关心你心里怎么想，他只关心你身体怎么做；而当你被迫复述那些你不信的谎言时，你已经不自觉地参与到了对自身自由的剥夺之中。

二、 理论误区：宣传不是为了洗脑

要理解独裁者为何热衷于荒谬的宣传，我们首先需要清扫一个根深蒂固的常识误区：宣传的目的就是洗脑。

“洗脑”（Brainwashing）这个词在冷战时期被广泛使用，它描绘了一幅恐怖的图景：极权国家通过信息垄断和心理控制，将民众变成了毫无独立思想、狂热效忠领袖的机器人。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早期极权主义（如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经典论述中，意识形态确实发挥了重塑认知、摧毁客观现实的作用，让人们陷入了一种狂热的非理性状态¹。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大多数成熟的威权政体，或者是度过了最初狂热期的后极权社会时，洗脑说的解释力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历史经验表明，长期的洗脑成本极高且难以维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意识形态往往会僵化成陈词滥调。更致命的是，现实的贫困、腐败和不公会不断戳破官方宣传中描绘的“人间天堂”。在大多数威权社会里，民众并没有变成狂热的信徒，相反，他们变得极其犬儒和现实。他们对官方新闻嗤之以鼻，在私下里热衷于编排政治笑话。

如果宣传的目的真的是洗脑，那么当洗脑失效时，政权理应感到恐慌并改变策略。但现实是，即使大家都对官方说辞心照不宣地报以冷笑，政权依然照常运转，甚至依然强迫大家继续进行政治学习和表态。

这说明，宣传一定承担了某种独立于“改变认知”之外的功能。

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点，捷克前总统、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他的经典名篇《无权者的权力》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蔬菜店老板”隐喻²。

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的后极权时代，一位普通的蔬菜店老板每天都会在自己的橱窗上，也就是洋葱和胡萝卜之间，挂上一条官方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哈维尔尖锐地质问：这个老板是真的对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抱有极大的热情吗？他挂标语是因为他真心信仰这句话吗？

当然不是。老板可能根本不在乎无产者是否联合，他甚至可能私下里对体制满腹牢骚。他之所以每天雷打不动地挂上这条标语，是因为其他商店老板也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不挂，可能会面临被举报的风险，可能会影响他继续安稳地卖蔬菜。

在这场看似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行为中，老板传达给上级和过客的真实信息，其实根本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是——“我，蔬菜店老板，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是一个守规矩的人，我在这里服从，请不要给我惹麻烦。”

这个绝妙的隐喻揭示了威权宣传的真正秘密：它已经不再是认知层面的信仰灌输，而退化（或进化）为行为层面的纪律约束。

当我们作为普通人，在不得不填写的政治表态表格上签字，或者在无聊的会议上跟着举手赞成时，我们内心可能充满了荒谬感甚至反感。我们以为自己没有被洗脑，我们在心里保留了清醒，因此我们觉得体制的宣传是失败的。

但独裁者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精明。他们早就知道你心里不信，但他们依然赢了。因为政治统治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赢得你的灵魂，而是赢得你的服从。当你为了不找麻烦而选择挂上那条标语、复述那句谎言时，宣传的目的就已经完美达到了。

那么，既然只需要测试服从，为什么一定要用谎言？为什么不干脆让大家直接喊“我服从”？为什么谎言越荒谬，对权力的巩固反而越有效？这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一个核心理论机制。

三、 机制一：作为服从测试的荒谬性

要理解为什么威权政体热衷于推行荒谬的谎言，我们需要回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度震撼、却又极其经典的政治隐喻——秦朝丞相赵高的“指鹿为马”。

《史记》记载，赵高想要篡夺权力，但他不知道群臣中有多少人会听命于他。于是，他牵了一只鹿到朝堂上，指着它对秦二世说：“这是一匹马。”皇帝笑着说丞相看错了。赵高转头去问周围的大臣。

这个时候，大臣们面临一个选择：有些人在赵高的权势面前沉默不语；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也跟着说是马；而另一些正直的人则坚持说是鹿。赵高通过这个极其离谱的测试，立刻就分辨出了谁是死心塌地的追随者，谁是潜在的反对派，随后便将那些说是鹿的人暗中除掉。

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千年，不仅是因为它的荒诞，更是因为它揭示了权力运作的核心奥秘：逼迫别人说真话，无法测试出真正的忠诚；逼迫别人说荒谬的假话，才是权力的终极展示。

试想，如果赵高牵来一匹真正的马，大家都异口同声说是马，赵高能测出谁服从他吗？不能，因为指认一匹真正的马，是基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判断，而不是基于对赵高权力的屈服。

在政治科学的视野中，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丽莎·维迪恩（Lisa Wedeen）提出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概念：“作为权力的模糊性（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³。她指出，当一个政权强迫民众公开复述那些连宣传者自己都不信的荒谬口号时，它其实是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指鹿为马”式的服从测试。

谎言越离谱，这种测试的纯度就越高。

当独裁者要求你承认“领袖是太阳”，或者“国家经济正在史无前例地繁荣（即使你正饿着肚子）”时，他根本不在乎你是否在心里默默嘲笑。他在乎的是：尽管你知道这是假的，尽管你心里一万个不情愿，但你依然在公开场合复述了这句话。

这种行为包含着极度冷酷的政治逻辑：

首先，这是一种权力的赤裸裸展示。能够强迫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人在同一个时刻说出连三岁小孩都能戳穿的谎言，这种能力本身就是对政权压倒性力量的最好证明。当你在会议上念出那些荒谬的套话时，你实际上在向周围所有人传递一个信号：政权的控制力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个体的言行举止之中。

其次，这也是一种对个体的心理阉割与共谋机制。当你明明知道这是谎言，却依然选择在公开场合附和时，你实际上参与了对自己尊严和理性的剥夺。每一次违心的表态，每一次被迫的鼓掌，都在削弱你内心反抗的力量。你不仅屈服于外在的恐惧，你也变成了这个荒谬系统的一个运转齿轮。

正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在现代威权体制中，官方的宣传甚至不需要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新信息。它们可能只是长篇大论、枯燥乏味、充满官样文章的废话，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信号传递（Signaling）”。这种信号告诉所有人：政权拥有无比充沛的资源，能够垄断所有的电视频道、报纸版面和街头海报，能够让整个官僚系统为之高速运转。

在这种逻辑下，“认知层面的洗脑”不再是目的，“行为层面的服从表演”才是统治的基石。独裁者用荒谬的谎言筑起了一道高墙，墙内的人即便心里再清醒，只要他们的身体还在墙内规矩地排队、高声地附和，这座高墙就依然坚不可摧。

然而，这仅仅解释了政权为什么要逼你服从。要理解为什么这种被强迫的服从能够长期维持独裁者的统治，我们还需要引入个体如何应对这种压迫的第二个关键机制。

四、 机制二：偏好伪装与打破共同知识

理解了荒谬宣传是如何作为一种服从测试之后，我们必然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果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是假的，为什么他们不联合起来推翻这个政权？为什么千百万心怀不满的人，面对一个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集团，却显得如此无力？

这就涉及到了政治科学中最核心的集体行动难题，以及两个关键的理论概念：“偏好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与“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

设想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在一个拥有十万人的广场上，独裁者正在高高在上地发表演讲。在场的人中，有九万九千人在心里都极度憎恨这个独裁者，只有一千人是死忠。如果这九万九千人同时冲上去，独裁者的卫队瞬间就会被淹没，政权也会立刻垮台。

但现实往往是：广场上鸦雀无声，或者只有如雷般的掌声。没有人敢第一个冲上去。

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陷入了信息孤岛。

在这个广场上，你虽然心里恨独裁者（这是你的真实偏好），但为了避免被秘密警察抓走，你在鼓掌时表现得非常卖力（这是你的公开表达）。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家蒂穆尔·库兰（Timur Kuran）在其经典著作《私人真实，公共谎言》（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偏好伪装⁴。

偏好伪造是威权社会中最普遍的生存策略。每个人都在私下里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公共场合戴上面具，表现出对政权的支持或至少是不反对。

然而，偏好伪造带来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社会后果：你不知道别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当你在这个十万人的广场上环顾四周时，你看到的是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正在热烈鼓掌的人。你以为你是唯一一个在心里反对的人；你以为除了你之外，其他人都是真心拥护政权的。你害怕如果自己跳出来反抗，不仅不会有人响应，反而会被周围那些“狂热的群众”扭送给警察。

于是，你更努力地鼓掌，试图让自己显得合群。而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也都在重复着和你一样的心理活动和行为。

推翻独裁者是一个巨大的“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要让成千上万的人同时行动，必须满足一个极为苛刻的前提条件——建立“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

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崔（Michael Chwe）在《理性仪式》（Rational Ritual）中所论述的，“我知道你反对”还不够，“你知道我反对”也不够，甚至“我知道你知道我反对”都不够。必须达到“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反对，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也知道其他人反对……”的无限嵌套状态，集体行动才有可能爆发⁵。

漫山遍野的荒谬宣传，正是独裁者用来摧毁这种“共同知识”的最有效武器。

当所有的报纸、电视、网络论坛和街头大喇叭都在高强度、全方位地复述着官方的谎言时，公共空间的每一寸空气都被一种强制的单一声音所填满。这些铺天盖地的宣传并不是为了让你相信，而是为了让你“认为其他人相信”。

荒谬宣传切断了民众之间横向的信息验证渠道。它制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错觉：不论官方说辞多么离谱，既然大家都在公共场合热烈拥护，既然整个社会都在毫无阻力地运转这些谎言，那说明政权的控制力无可动摇，反抗是绝望和徒劳的。

在这种精密的信息隔离机制下，一盘散沙的民众即使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也无法协调出推翻体制的力量。荒谬的宣传，通过固化每个人的偏好伪装，成功地将绝大多数潜在的反叛者变成了体制的安静看客，甚至变成了体制自身的维护者。

五、 案例深挖：阿萨德时期的叙利亚

如果以上的机制分析听起来过于理论化，甚至像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博弈论推演，那么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极其真实、生动且被政治科学界反复研究的现实案例——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现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父亲）统治时期的叙利亚。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丽莎·维迪恩（Lisa Wedeen）在1990年代初深入叙利亚进行田野调查，她被一个巨大的矛盾现象深深震撼了，而这正是她后来写出《统治的模糊性》（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一书的起源⁶。

在当时的叙利亚，老阿萨德的个人崇拜几乎无处不在。官方媒体和无处不在的海报将他描绘成一个半神般的人物：他是国家的第一药剂师，是全能的战略家，甚至是能让风调雨顺的“雨水之父”。在学校里，孩子们每天早晨必须排队宣誓对阿萨德家族的无限忠诚；在街头，人们被迫参加规模宏大的支持政府游行。

然而，维迪恩在深入当地社会后发现了一个公开的秘密：绝大多数普通的叙利亚人根本不相信这些鬼话。

不仅不信，他们还在私下里极尽嘲讽之能事。在茶馆里，在朋友的聚会上，只要确信周围没有秘密警察的眼线，人们就会疯狂地讲关于阿萨德的政治笑话。他们嘲笑官方报纸上低劣的修图技术，嘲笑电视里那些结结巴巴、满口谎言的官员。在私人领域，叙利亚人保持着极度清醒和辛辣的幽默感。

最令人惊讶的是，阿萨德政权对这种私下的嘲讽并非一无所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要这些笑话不溢出到公共空间，只要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反对力量，秘密警察并不会把每一个讲笑话的人都抓起来。

那么，既然老百姓私下里都在嘲笑，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神话是荒谬的，阿萨德为什么还要倾注国家资源去维持这种铺天盖地的个人崇拜？

这正是维迪恩的研究所要解答的核心谜题：因为这种荒谬的崇拜，实际上是阿萨德政权维持统治的一种“强制性纪律”和“权力生产机制”。

在叙利亚，官方并不追求建立一种纳粹式的狂热信仰，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表面上的、彻底的顺从表演。当一个知识分子在心里对阿萨德嗤之以鼻，但为了保住大学教职，不得不在公开会议上大声朗读颂扬阿萨德的诗歌时；当一个商人为了拿到政府执照，不得不在自己的店铺最显眼的位置挂上阿萨德的巨幅画像时——这种极其不情愿的屈从，恰恰是阿萨德权力最核心的体现。

维迪恩生动地指出，这种“作为权力的模糊性”创造了一种奇特的“双重思想（Doublethink）”状态。叙利亚人不需要被洗脑，他们只需要学会在公共场合和私人场合无缝切换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

这种长期的“公共表演”消耗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当人们每天都在被迫复述谎言、被迫参与自己都觉得荒谬的仪式时，他们其实是在不断地承认自己面对政权时的无力感。每一幅被迫挂起的画像，每一次违心的掌声，都在强化一个冰冷的现实：政权是不可挑战的，你只能选择屈服。

阿萨德并不想要你的灵魂，他只要你交出你的公共行为。通过这种无处不在的荒谬宣传，叙利亚政权成功地将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剧场，每个人都深知剧本是假的，但每个人都在政权的枪口下，被迫扮演着忠诚的群演。而只要这场荒谬的戏还在演下去，真正的反抗就永远无法在现实中集结。

六、 扩展比较：当代威权体制的新型宣传与旧式崇拜

刚才我们讨论了老阿萨德统治下充满神话色彩的个人崇拜，这在20世纪的威权政体中非常典型（如斯大林、齐奥塞斯库、卡扎菲等）。但你可能会问：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当代的威权政体已经放弃了那种粗糙的、极度荒谬的神化领袖的做法，为什么他们依然要在网络上铺天盖地地投放那些枯燥无味、充满官话套话的“硬宣传（Hard Propaganda）”呢？

这些现代的宣传内容常常连基本的排版都不讲究，逻辑跳跃，文风僵硬。不仅老百姓不爱看，体制内的官员也只是在例行公事地转发。既然这些内容既不荒唐到足以作为极端的“服从测试”，又枯燥到毫无“洗脑”的可能，为什么政权还要花费巨资维持这种看似低效的信息轰炸？

这就需要我们将理论视野从“个人的服从表演”扩展到“政权的宏观能力展示”。

当代政治学家黄海峰（Haifeng Huang）对现代威权主义国家的宣传机制提出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宣传作为信号传递（Signaling）⁷。

黄海峰指出，当政权在电视新闻黄金时段连篇累牍地播报领导人会议，在每一条街道悬挂红底白字的标语，在社交媒体上用机器水军刷屏官方通稿时，这些信息的具体“内容”其实并不重要，甚至越是枯燥乏味越好。

为什么？因为这传递了一个极其清晰的强力信号：政权拥有庞大的资源和绝对的控制力。

试想，如果一个政权能够日复一日地占据全国所有的黄金时段，能够让无数的基层公务员每天打卡学习毫无营养的政治理论，能够瞬间在网络上屏蔽所有异议声音并用官方通稿洗版，这本身就是在向全社会展示其不可挑战的肌肉。

在黄海峰的博弈论模型中，这种“硬宣传”的存在，直接威慑了那些潜在的反叛者。一个潜在的反对派在看到这种铺天盖地的资源动员能力时，他心里盘算的不仅是“这些话是假的”，更是“这个政权太强大了，我绝对赢不了”。

旧式的个人崇拜（如阿萨德）是通过极其荒谬的谎言来测试个体的服从极限；而当代的“硬宣传”则是通过无处不在的枯燥信息轰炸，来展示体制那令人绝望的资源优势。

两者在形式上虽然不同，但底层逻辑完全一致：它们都放弃了说服的幻想，转而拥抱了威慑的现实。正如米兰·斯沃利克（Milan Svolik）在其关于威权政治的经典著作中所言，独裁统治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在缺乏合法性的情况下维持控制⁸。当代的宣传机器，不再试图让你在认知上变成一个狂热的信徒，它只需要你在行为上变成一个清醒但绝望的顺民。

因此，当你再次在社交网络上看到那些僵硬的官方通报和整齐划一的点赞时，不要嘲笑他们“连撒谎都不会”。那正是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用一种压倒性的、无可逃避的存在感，告诉你反抗是多么的无力。

七、 结论：谎言的力量与脆弱性

当我们揭开了洗脑的面纱，透过政治科学的冷酷镜头去审视威权体制的宣传机器时，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谎言并不因为它是假的而失去力量，相反，荒谬的谎言恰恰是独裁统治最有效的黏合剂。

从古代赵高的指鹿为马，到老阿萨德时期满大街的全能药剂师海报，再到当代网络空间里铺天盖地的枯燥“硬宣传”。独裁者们深知，真正的权力不在于让人心甘情愿地相信真理，而在于迫使成千上万人即使心怀不满，也要在公共场合大声复述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是假话的口号。

通过这种极端的服从测试，政权剥夺了个体的尊严，瓦解了人们内心的道德防线。同时，借助偏好伪装，铺天盖地的宣传成功地打破了民众推翻体制所必需的共同知识。每个人都被困在信息孤岛中，以为只有自己在反抗，以为其他人都是体制的死忠。

宣传不再是关于信仰的认知游戏，而是一场关于恐惧和孤立的行为规训。

但这幅图景真的如此坚不可摧、令人绝望吗？

政治科学在揭示这种统治机制强大之处的同时，也暴露了其致命的结构性软肋：由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建立在偏好伪装的流沙之上，独裁者自己也永远无法准确知道他真实的民意支持度究竟是多少。

表面上，广场上有十万人为他热烈鼓掌；但在这如雷的掌声中，可能隐藏着九万九千颗愤怒的心。因为没有人敢说真话，独裁者往往会陷入一种自我欺骗的信息茧房，误以为自己真的深受欢迎。这种由于信息扭曲带来的虚假安全感，是所有威权政体最深层的脆弱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看似固若金汤的独裁政权，往往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其崩溃速度之快，甚至超出了所有政治观察家的预测（如1989年的东欧剧变）。

当那个打破僵局的偶然事件发生时——也许是一个无法掩盖的重大危机，也许是一次偶然的街头抗议，也许就像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大喊“皇帝什么都没穿”的小男孩——那道阻碍“共同知识”建立的高墙会瞬间倒塌。

在那个决定性的时刻，广场上的人们会突然惊醒：原来你也不信，原来他也不信，原来我们所有人都在假装！

一旦偏好伪造的锁链被打破，一旦“所有人都知道其他人也反对”的共同知识在瞬间确立，那么昨天的恐惧就会变成今天的洪流。那些曾经被用来测试服从、展示权力的荒谬谎言，将不再是威慑的工具，而会变成点燃公众怒火的最后引信。

谎言可以维持统治，甚至可以维持很久，但它永远无法消除那个悬在独裁者头顶的幽灵：当真实的声音最终穿透沉默的广场时，一切荒诞的剧本，都将不可挽回地走向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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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进一步阅读

• Sergei Guriev and Daniel Treisman, Spin Dictators: The Changing Face of Tyranny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两位学者探讨了21世纪的新型独裁者如何放弃了20世纪独裁者的大规模暴力和恐怖，转而依靠信息控制、操纵媒体和假装民主来维持统治（即“旋转门独裁者”或“信息独裁者”）。
•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chocken Books, 1951). 经典必读，深入理解20世纪极权主义中宣传和恐怖的作用，以及意识形态如何消减人们对客观事实的感知能力。
• Timur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理解“偏好伪装”以及为何强大的政权有时会在瞬间出人意料地崩溃的博弈论必读书目。
• Lisa Wedeen,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Politics, Rhetoric, and Symbols in Contemporary Syr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理解“荒谬宣传何以有用”的实证经典研究，对叙利亚极度虚伪的个人崇拜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

Footnotes

1. 汉娜·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1). 阿伦特认为极权政体通过恐怖和意识形态，彻底摧毁了事实与虚构的界限。 ↩

2. 瓦茨拉夫·哈维尔, 《无权者的权力》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1978). 本文深刻剖析了后极权时代民众如何通过仪式性的服从行为参与到体制的自我维系中。 ↩

3. Lisa Wedeen,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Politics, Rhetoric, and Symbols in Contemporary Syr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维迪恩提出了“作为权力的模糊性”理论，分析了为何政权热衷于无人相信的宣传。 ↩

4. Timur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库兰详细阐述了“偏好伪装”机制及其导致的社会集体行动困境与突发革命现象。 ↩

5. Michael Suk-Young Chwe, Rational Ritual: Culture, Coordination, and Common Knowled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探讨了公开仪式或普遍可见的信息如何帮助形成“共同知识”，从而解决协调问题。 ↩

6. 参见 Lisa Wedeen,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维迪恩对哈菲兹·阿萨德时期叙利亚个人崇拜的田野调查构成了其理论的基础。 ↩

7. Haifeng Huang, "Propaganda as Signaling,"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7, No. 4 (2015), pp. 419-437. 黄海峰论证了由于宣传能展示政权实力，即使民众知道信息是假的，宣传仍能通过威慑效力维持社会稳定。 ↩

8. Milan W. Svolik, 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斯沃利克认为，独裁者面临两大核心问题：独裁政体内的权力分享问题以及民众的控制问题。 ↩